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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被槍決的高考狀元,還有誰記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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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表于 2017-6-8 13:05:06 | 只看該作者 |只看大圖 回帖獎勵 |倒序瀏覽 |閱讀模式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
年高考放日時,便是狀元“群星閃耀”時。自大陸設立高考招生制度,除文革曾中斷過招生,數十年來輸出估計上千名狀元。他們學成后多數步入學界、政界、商界,成為社會中堅。但并不是所有狀元都前程可期,中共建政后的歷史上,曾有過一名命運極度悲涼的狀元。他叫沈元,系1955年全國文科狀元。如果他還活著,今年該有78歲,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這個名字 ...


熱聞之下,還有”冰點“。他是舊時學霸,以治學成名。還在北大讀書時,沈元就被譽為天才學者,可惜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派。摘帽歸來24歲的他,在《歷史研究》發表《急就篇研究》,同題研究的論文質量被指高過王國維。25歲,他又在該雜志發表《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》,后被《人民日報》整版摘錄,在《人民日報》的出版史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。

但是,沈元最終因治學命喪黃泉。文革中的1970年“一打三反”,年僅32歲的他被以所謂的投敵叛國“反革命罪”錯誤槍決,文革后才平反。這期間,和沈元同被槍決的北大同窗還有:中文系林昭,外語系顧文選,哲學系黃中奇,化學系張錫琨。本是“人中龍鳳”的他們,可惜生錯時代。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聽聞,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的沈元,卻鮮見公開出版物披露詳情。那么你可能想問:被槍決的沈元,是一個什么水準的文科狀元?
被執行“槍決”:行刑時曾想保命

前北京大學教授、毛澤東與江青之女李訥的老師郭羅基,曾撰寫過《一個人才,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:哀沈元》一文。他以同窗的身份,回憶了1955年全國文科狀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時光:

1970年4月的一天,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“公審大會”,宣判“反革命分子”。一聲吆喝,押上二十多人,在主席臺前站了一排。名曰公審,沒有公訴,不準辯護,只有判決。一兩個是“從寬”的典型,其余皆“從嚴”。宣判某人死刑,某人立刻癱倒在地,后面兩個解放軍戰士把他遞了起來。

二十來個都癱倒了,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。宣判大會結束,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,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,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。到了刑場上,這個人大喊一聲:“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!”行刑人退出了槍膛里的子彈,把他押回去。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。實際上這個人并沒有交待出什么“重大問題”,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……

“一打三反”發動群眾,破壞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極

這個人就是沈元,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。他被執行死刑的罪名為“投敵叛國反革命罪”,判處死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,他發表的幾篇歷史學論文,轟動史學界。郭羅基回憶,當時他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。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敘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,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。

沈元,是五十年代郭羅基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同學,郭稱沈元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。“我了解他。他是想再爭取多停留一天、一小時,哪怕一分鐘,等待有人喊:“刀下留人!”然而沒有等來。別人早已絕望了,他還在運用超人的機智尋求死里逃生的機會。我知道他的腦海里有多少歷史學的研究課題,在向他招手,鼓舞著他求生的意志,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。”

筆者留意到,郭羅基回憶沈元被執行槍決之細節,在張郎郎前幾年出版的《寧靜的地平線》中有交叉印證,只是槍決時間稍有出入。張郎郎在書中曾寫到:我們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。許多人被拉走了,我記得名字的有遇羅克、田樹云、孫秀珍、沈元、索家麟、王濤、王文滿、朱章濤等。最后兩位的下落,我至今不清楚,其他都立即執行了。那個我們還指著他給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帶走。我被留下了,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靜。我預感到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-----

張郎郎寫到關押沈元、遇羅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“筒道”,即北京的K字樓監獄。2013年,歷史學者王學泰在三聯出版社出版《監獄瑣記》,就是記敘此地的故事。據他稱,前幾年他還曾回去探訪K字樓監獄現狀,結果發現那里已經被開發成了一片昂貴的商品房樓盤。可以確認的是,沈元和遇羅克等人行刑槍決前,一直被關押在那里。
生于書香家:以狀元分數考進北大

關在同一個監所,和寫出《血統論》的死刑犯遇羅克出生不同,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義烏,是世家子弟。其父沈鵬,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科畢業,后來從政。南京政府成立后,江蘇省政府設在鎮江,其父曾任鎮江縣縣長,抗戰時期主持修建滇緬公路。他的姑媽美籍科學家,甚有名氣。

2009年5月,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遺著《〈漢書補注〉批注》,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為其寫了序言。這讓我們得以知道,原來沈元與家世顯赫、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、被稱為臺灣“四大公子”之一的沈君山為表兄弟。

沈君山稱,沈元是他的親表弟,小他6歲,小時很孤獨,“沈元出生不到一歲,中日戰爭就爆發,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,隨著政府撤離到西南,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。他因為太小,就留下來由奶奶帶,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來,沈元已經7歲,父親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職。所以他從未真正地見過父親,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。”

而據沈元同窗郭羅基回憶,沈元告訴過他,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禮炮聲中參加了少年兒童團(少年先鋒隊的前身)。那時他剛進初中,是班上的第一個。進入高中,又是最早參加青年團。1955年,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,有志于中國古代史,專攻秦漢史。

沈元9月入校后志趣高遠,常以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許。他對同學們曾說:“我們就是未來的范文瀾、郭沫若、翦伯贊。”上述三人是當時史學界三大權威人物。在提倡做“螺絲釘”的時代,一切雄心壯志都被說成“狂妄自大”、“野心勃勃”,誰出頭就會被削平。沈元的放言高論、出色學業,招來異樣目光。

郭羅基回憶,當時他是歷史系55級黨支部書記。全年級分三個斑,沈元在一班,他在三班。一班的黨員就常常向他匯報沈元的“問題”,二年級時三班成為考古班,學考古的調進,不學考古的調出。郭羅基被調到一班后,他發覺沈元之所以成為“問題人物”,在于他才華出眾遭人妒忌。沈元被指責為“不靠攏黨組織”,然而他卻對郭羅基個人很“靠攏”,還說“我們班上只有郭羅基是有人性的共產黨員”。

五十年代,史學界的熱門話題是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。中國的封建社會從什么時候開始,主要的意見是三種:西周封建論(以范文瀾為代表),戰國封建論(以郭沫若為代表),秦漢封建論(以翦伯贊為代表),另外還有一派魏晉封建論。毛澤東在《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》中說:“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”。他把三種主要意見都囊括了,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論,故此論頗為時髦。

郭羅基回憶,因學生們大多是翦門弟子,受其影響都認為西周封建論最沒有道理,戰國封建論道理也不充分。按歷史分期的主流意見,中國的封建社會都在兩千年以上。因而提出: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么那么長?這是史學之謎,這個難題激勵了研究,史學界開了不少討論會,發了不少論文。而還是學生的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學之謎,他稱從初中開始就思考這個問題,也對秦漢史興味甚濃。二年級時,寫學年論文,沈元的選題是《論漢武帝》。
整風變右派:私譯赫魯曉夫“秘密報告”

從現僅存的一張公開照片可以看到,沈元長相清秀:穿灰布中山裝,戴著一副近視眼鏡,是一個面皮白凈的書生。其北大同學回憶,沈元平時靦腆少語,循規蹈矩,他是那種天才加上勤奮的學生。在北大學習期間,他在給老師的信中寫道:幾無片刻休息,大批的參考書要看,要做摘錄。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,每餐之后也盡速趕去等館門之開,否則搶不到座位,“我們進了圖書館,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。”

沈元年輕時清秀的照片

然而,好奇心害死了這位早慧且勤奮的青年。1956年,國際上發生了大動蕩。這年2月,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。赫魯曉夫在大會閉幕后,召集全體代表連夜開會,作了《個人崇拜及其后果》的長篇“秘密報告”,揭露斯大林問題。國際上對斯大林問題議論紛紛,引起強烈反響。東歐的蘇聯衛星國蠢蠢欲動,反抗控制。

常進圖書館的沈元并非一味埋首故紙堆,他十分關心現實問題。這年2月,沈元在閱覽室里看到一份《工人日報》,上面全文刊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,讀后大為吃驚。據郭羅基回憶,當時大學生的外語都是選擇地學習俄語,不能閱讀英語報紙。沈元在中學學過英語,借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,私下供同學們傳閱。其中特別驚人的是斯大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,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。

看后沈元的“翻譯私貨”,學歷史的北大學生們認為,斯大林是可詛咒的。同時又想到另一方面,要是生活在那個恐怖的年代,如何避免成為屈死的冤魂?郭羅基回憶有一個時期,宿舍里每天晚上議論的都是斯大林問題。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,當時他發表了許多看法,能記住的主要有兩點。

一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揭露的事實,為何在《聯共(布)黨史簡明教程》、《蘇聯史》中都是看不到?那樣的歷史是信史?沈元提出: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,社會主義時代為什么不能寫信史?學習和研究史學的人對于如何書寫歷史,當然是特別在意的。沈元提出的問題,引起熱烈的討論,大家不能不聯想到自己的使命:自己將來做一個什么樣的歷史學家?誰來繼承太史公的傳統?

第二是斯大林為什么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?干了壞事為什么能夠長期隱瞞?赫魯曉夫只是譴責個人崇拜。沈元認為,根本上是制度問題。這也是國際輿論對斯大林問題的普遍看法。鐵托在普拉的演說也這樣講:這里不僅僅是個人崇拜的問題,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。長期以來,關于沈元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來源,有兩種迷糊不定說法:一是英國共產黨的《工人日報》,一是美國的《工人日報》。50年代,外文報紙并不是每個人都能閱讀到。為一探究竟,筆者周一前往中大學圖書館查閱史料,在典藏室里找到了這份報紙,核實為美國的《Daily Worker》,翻譯成中文即《工人日報》。

1956年2月14日,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報告。當時中蘇處于蜜月期,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為團長、鄧小平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參加了蘇共二十大。根據現有史料,筆者暫時無法證明兩人是否當場聽取了赫魯曉夫的內部秘密報告。不過據筆者查到的報紙版面,《Daily Worker》在蘇共內部會議開完的第三天,即2月16日即以“獨家報道”的醒目導讀,分2天連續全文刊登了這份報告。

1956年2月16、17日,《Daily Worker》全文披露赫魯曉夫“秘密報告”

在意識形態尚存的時代,信息管制到今天也有,只是形式稍有不同。據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學雷光漢回憶,赫魯曉夫做二十大報告時,國內是絕對保密的,只傳達到高級干部,老百姓不得與聞。但沈元以自己的學識和敏銳度,在圖書館看到了這幾張報紙后,將它翻譯了出來供人傳閱。從這個角度講,沈元所做之事,超出了一個學生的視野范疇,也極為冒險。

筆者推斷,與他同處于一個大學時代的學生比,學歷史出身的沈元關注時局,比同齡所有人都走得遠。后來反擊右派運動中涌現出北大的林昭、張元勛,人大的林希翎,1956年年初當時他們可能什么都還不知道。可以確定國內當時,幾乎沒有幾個人全文閱讀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。而沈元是一個例外,且他還只是一個在校大學生。

1956年,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謂的“雙百”方針(百家爭鳴,百家齊放)。這一年,是難得的思想寬松的年頭。接著一九五七年春天,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“鳴放”,要求黨外提意見。得風氣之先的北大學子,用不著等待邀請,自己就鳴放起來。歷史系宿舍外的鳴放標語以及墻報《準風月談》,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制鳴放,據稱就是沈元與四二三號宿舍的同學所寫。

北大“五一九”以后(5.19這一天,北大自發鳴放開始),沈元雖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、北大譚天榮的一些觀點,卻不同意他們“煽動情緒,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”。他在大飯廳前的辯論臺上與他們多次辯論,在老同學眼里沈元是標準的左派。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,沈元因翻譯傳播赫魯曉夫秘密報告,被定為極右分子。翌年他被開除學籍,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。這一年,沈元正讀大三,19歲。

社科院收留:連發雄文轟動史學界

1957到1960年,沈元到農村改造,期間得了肝炎。因未受適當治療,始終未曾痊愈,此病跟了他短暫的一生。據他同學雷光漢著文回憶,雷同被打成右派后,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門頭溝的齋堂背石頭,修水庫,很苦很累。當時沈元和他的一個姨表妹談戀愛,人很漂亮,曾到齋堂看過沈元,但表示要和他這個右派斷絕戀愛關系。

沈元大受刺激,痛不欲生。他說:政治上沒希望了,愛情上也沒希望了,活著沒意思了。他甚至想輕生,跳水了斷此生,為此雷光漢在北海橋上勸了沈元兩小時。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,開始在街道上勞動,摘掉右派帽子后幫助街道辦事處做點事。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,其才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,被破格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。

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志琴2008年回憶,她與沈元并非同事,也與他沒有交往,但她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觸到沈元的問題。上個世紀60年代初,她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工作,協助領導處理學術事務。她回憶,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薦給學部負責人劉導生的,劉導生主管近代史所,就把沈元推薦到歷史學者黎澍的門下,他差一個助手。

按那時的人事常規,一個從北京大學歷史系三年級被開除的右派學生,即使摘了帽子,也不可能調進最高學術部門,有幸的是,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有膽識而愛惜人才的領導,那時又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,對知識分子政策也相對寬松,沈元才得以走進近代史所大門。1962年四五月間,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組工作,歸丁守和管理。

24歲的沈元一到社科院,便展露才華。劉志琴回憶,沈元在1962年第3 期《歷史研究》發表了《<急就篇>研究》一文。劉志琴回憶,這是一篇對漢代兒童啟蒙讀物《急救篇》進行社會文化研究的學術論文,文章展現了作者對史學、文字學和音韻學的深厚功底和新穎的視角,這在言必稱階級斗爭的論調中是一縷春風,使人耳目一新,尤其是一些老學者對該文備加稱贊。筆者周一在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防空洞書庫,逐一查實了這些資料。

1962年沈元摘帽歸來,在《歷史研究》發表《急就篇》研究,學術水品被譽超過王國維

來自耿法的撰述稱,當時沈元對《急就篇》的考訂研究超越了同樣關注此問題的大學問家王國維,而從《急就篇》研究漢代社會的性質,更是前無古人,在史學界引起極大轟動。郭沫若讀后稱贊:“這篇文章寫得好。”另一位史學大家范文瀾讀后也說:“至少比我寫得好。”而劉志琴稱,給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師周予同先生,他一說起沈元就眉飛色舞,興奮不已。

接著,沈元在1963年第1 期《歷史研究》又發表了《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》長篇文章。同年2 月12日《人民日報》用一整版刊載他《論洪秀全》一文(改了標題)。筆者查詢獲悉,中共建政后《人民日報》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。劉志琴稱沈元得此優遇后,再次博得滿堂喝彩,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,人人爭說沈元,由此而派生出“沈元道路”一說。“沈元道路”的說法,據說是來自北京大學。

1962年2月12日,《人民日報》第五版,全文摘選25歲沈元的論文,前無古人后無來者

就在此時,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,沈元是右派,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,公然宣揚白專道路,對抗黨的教育方針,這對擔任黨團工作的學生干部是嚴重打擊。沈元問題有人控告,有人贊嘆,沸沸揚揚,這一下引起主管宣傳部門的注意。為有一個準確說法,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發話,要學部就此問題調查,就這樣劉志琴親自參與了這項工作。

劉志琴近年在《炎黃春秋》撰文回憶,被調查的對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員對沈元的反映,凡被調查的對象對沈元的為人和治學都有所稱道。接納沈元的歷史學家黎澍喜滋滋地說:“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,面貌就能根本改觀。”對一個小輩作出如此高度的評價,實在是前所未有,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,此言一出所引起極大震撼。

調查的結果最后認為:社科院對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黨的政策,其人在街道監督勞動期間表現良好,在來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,那就不應該以右派論處,文章的檢查也沒有發現政治錯誤。劉志琴稱,其實這一調查僅限于沈元個人,而對社會反響最激烈、最尖銳的“沈元道路”避而不談。在當時情況下這是保護沈元,息事寧人的唯一辦法。作為參預調查工作的成員,她也樂于保護一個難得的人才。

其時,沈元再度寫成《馬克思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》一文,但已不用本名而用“張玉樓”的筆名在《歷史研究》發表,《人民日報》準備再次加以全文轉載。劉志琴回憶,沈元改用筆名發表文章也是有關領導在調查后的建議,可這一舉措并未完全平息風波。有些人在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后,又再次告狀,甚至告到毛澤東那里,不依不饒。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,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為止。此后的幾年,想必被剝奪出版自由的沈元有多苦悶。

一九六六年,文化大革命到來到,為沈元問題不少人遭受折磨。劉志琴回憶,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認罪,而接納沈元的劉導生、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。文革結束后劉志琴調到近代史所,得知沈元已槍決多年。后來她獲悉沈元文革中曾結婚,寄居在親戚家,紅衛兵運動一來,將他們一家掃地出門,迫使他們到處躲藏。

當時,文革浪潮席卷中國。治學惹禍的沈元,怎么也不會想到自己竟然有這么一天:夫妻兩人走到哪里,紅衛兵就追到哪里。曾經接納他的研究所,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納他,兩個年青人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。期間,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,但姐姐早已自顧不暇,不可能再接受一個“反革命”。
絕處未“逢生”:已成枯骨埋青山

上面講述了這么多,大家可能最關心的還是:沈元在文革中,究竟怎么會有“投遞叛國”的罪名?據保護過沈元的郭羅基稱:文革中,沈元實在忍受不住批斗和躲藏,居然異想天開,用鞋油涂黑臉面,于1968年4月化妝成黑人,闖進非洲國家馬里駐華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。

當時馬里是和中共極為友好的國家,大使哪里敢收留他?于是立刻通報中國政府把他逮捕。這一回,抓捕機構斗沈元,黎澍陪斗。1970年4月18日,沈元在北京被槍決。北京市“公檢法”(公安、檢察院、法院簡稱,“文革”時合并為一,由軍隊管制)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布告,行文如下:
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,男,三十二歲,浙江省人。偽官吏出身,系右派分子,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。其母系右派分子,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(備注:關于其兄的內容后來在第二次布告中被刪除)。
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,書寫大量反動文章,大造反革命輿論,并企圖叛國投敵,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,化妝成黑人,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,散布大量反動言論,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,誣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。

據學者王銳的考證,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“一打三反”運動中第三批遇難者。1月27日處決的“文革思想者”有王佩英、馬正秀等19人,是第一批遇難者。第二批是3月5日被處決的遇羅克、顧文選等19人。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。北京市當局在不到三個月時間,連續三次公開成批處決“反革命”犯,其密度甚至超過1950年初的“大鎮反”(處決人數不及當年)。

文革過去,許多人獲得平反。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歲的老母上訪北京,追究事件始末。1980年春天她們終于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,內容為:被告沈元……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……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……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處死刑,立即執行。經本院再審查明:……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,應予以糾正。據此判決如下:一,撤銷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……判決書。二,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。”

郭羅基回憶,一位八十歲的老母千辛萬苦地爭得了這張紙,沈元正式宣告無罪了。但是收到判決書的剎那,母親失聲痛哭:“我不要紙,我要人呀!”,但那人再也爭不回來了。“平反”怎能撫慰沈元的冤魂?怎能平息母親的悲憤?”郭羅基回憶稱,黎澍逝世前曾與其商量如何紀念沈元。他認為,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。

沈元的一包文稿,文革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員拿走,不肯歸還。黎澍說,辛虧還有沈元讀過的一部《漢書》,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字寫滿了批注很有價值,可以用以補校前人的注。因無人識寶,故幸存下來。之后沈元的兄長沈荃、姐姐沈蓓,懷有對偏憐小弟的深情,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,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《〈漢書補注〉批注》,以慰沈元的在天之靈。

關于沈元的最后死亡,何與懷也寫過一篇《一個天才青年的悲劇》。其文稱,在他看來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。被捕之后,他夫人仍抱著企望。她對一起挖防空洞(當時全民挖洞,落實毛澤東關于“深挖洞”的最高指示)勞動的老大媽說:“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,總會出來團聚的。”沒想到有一天,她被叫去開群眾宣判大會,在大會上沈元和其它“反革命分子”一起被押上臺,并被宣布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。

在萬眾口號齊呼之下,沈元這位夫人也是表妹,當場暈了過去。沈元被執行死刑距今46年,其人已成枯骨埋青山。筆者不知道,在平和安定的年代,人們會怎么看待這位1955年被執行槍決的全國文科狀元。中國有句俗話,叫做“木秀于林,風必摧之”,這是歷史和人性的雙重悲哀。每年高考放榜,群星閃耀的狀元們,可了解下他們這位因優秀而喪命的學長。也要記得在書店里,在同齡人的出版物里,并不是只有《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》這樣讓人尷尬得臉紅的歷史著述。如果,那也稱得上著述的話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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